在我們平凡的日常裏，大家都用到過事蹟吧，事蹟具有概括標明先進事蹟的主要內容或材料的用途。事蹟到底怎麼擬定才正確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張桂梅事蹟簡介最新，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許多年前，張桂梅過的是一種和現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時，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個家。
她是黑龍江人。母親在近50歲時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時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們長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籬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個自己的家。1974年，17歲的她跟着三姐來到雲南支邊，在中甸林業局當過播音員、宣傳隊隊員，80年代，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男人，是中甸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為了他，我也申請去當了老師”。很快，他們結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憶裏，丈夫多才多藝，兼職給別人修傢俱、講微積分課，賺來的錢給她花，給她買她愛吃的楊梅罐頭。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飯，兩人常常去洱海邊上散步，想去哪兒玩就買車票。丈夫對她好，去大理市裏開會，只要當天能夠趕回去，一定會和她一塊吃飯。
她是極其外放的性格。在東北，她有過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時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長大，沒有嚴厲的管束，人送她外號五猴子，總是上躥下跳，後來在文工團裏當舞蹈演員，調皮搗蛋，會哄騙鄰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長髮剪掉，還會抓毛毛蟲嚇別的孩子，老師一巴掌拍死毛毛蟲，手就腫起來，她捱了一頓罵，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後被老鄉送回家。
等結了婚，她喜歡去歌舞廳，不想去開學校例會，作為校長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時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揹回家。那時候她是一個美麗的老師，説一口動聽的普通話，化粧，穿紫色皮鞋、藍色褲子、紅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裏，掛着一個手編的門簾，小個小個的珠子掛起一串，美極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師回憶，到了午休的大課間，在桃子樹下的草坪上，張桂梅會帶着孩子們圍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飄逸”，學校裏關係好的老師給她取了個外號：老妖精，簡稱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張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後來，她形容那段歲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濛濛的一片，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將終止，愛與被愛的生活即將結束。”
她盡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賣掉，家裏所有能賣的東西也全部賣了，總共籌了二十多萬。她到處跟親戚朋友們借錢，後來丈夫的家人勸她別治了，她不願意。丈夫自己也想放棄，她勸他，我們能活一天算一天唄，就等於你陪我一天就行唄。不管多貴的治療方案，她都試，7千多一天的進口藥也用上，二十多萬，半年就見底了。
1995年2月，丈夫還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萬念俱灰，往行駛的車上撞，駕駛員踩了剎車躲開，讓她尋死別連累別人。回去以後，她和停屍房的人説：請您把他從冰箱裏頭搬出來。她最後一次抱着丈夫痛哭。愛與被愛的生活，結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處理完後事，她失去了生命力，頭也不洗，只是躺着，什麼都不想幹。只要一出門，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裏，活在洱海中。
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她想，她必須離開。她申請調動，填了許多地方，只有華坪接收了她。對於這個小縣城來説，大理是個大城市，她是個來自大城市的老師。1996年，她把裙子和門簾都留給了同事們，帶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來到華坪。
起初，這更接近於一種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學當老師，一年之後，申請調動到新建的民族中學。但到了華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樣了：有學生冬天穿着一兩塊錢的塑料涼鞋，有學生買不起飯，晚上抓一把米放進熱水瓶，作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帶學生下館子，幫他們交學費、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給一位小男孩。這裏的孩子需要她，“為了能讓他們走出大山，我做了一點小事，我感到快樂”。她的心裏有了一些輕鬆的感覺。
她清楚地記得，一個帶着女兒前來交書本費的父親，走了五六個小時，把賣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錢塞給了她，“他很樸實地告訴我，就這些了啊，我有錢還給你送來。”她動員了幾個學生一塊數錢，一分錢、五分錢、兩毛錢的紙幣，零星的幾個硬幣，髒兮兮的，總共不到50塊錢。但她把紙幣捆成了一捆，留作紀念，“你看看人家這日子過的，還滿高興滿高興的，然後把孩子還送給你。人家沒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沒有的。我們還怨天怨地在這兒怨的。”
她反觀了自己。“人家還沒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這個人的生死應該是自己明白的。這個天災人禍自己應該明白。自己（就別）糾結在那出不來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內心的苦悶和空虛漸漸被驅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臨在了她的頭上”，用華坪縣前教育局局長，如今是張桂梅宣講小組一員的楊文華的話説。1997年4月，張桂梅被診斷出患有子宮肌瘤。從醫院到學校10分鐘的路程，她走了40分鐘。回到了宿舍，她哭一會兒，站一會兒，一夜未眠。
當時她是四個國中畢業班的政治老師，第二天，鈴聲一響，她本能地走進教室。她想陪孩子們走完這關鍵的幾個月，他們來不及適應新的老師了，那是他們考學的機會。她還能怎麼辦呢？當年患癌的丈夫撐了一年多，是因為自己百般籌錢，在他身邊照顧，如今輪到了自己，沒有醫藥費，也沒有人安慰。
吃止痛藥，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課，就這樣，她送走了四個班的畢業生。後來，她借了幾千塊錢，坐上了夜班車，到昆明做手術。她的腫瘤拿下來，腸子粘連到了後背，每次摸的時候就感覺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塊石頭一樣，疼的時候是一陣陣的，人也變成黑瘦黑瘦的了。
萬幸的是，這個從外地來的、埋頭苦幹、帶病上課的女人被看見了。當時華坪縣正大力發展開採煤礦，學校裏的老師工資低，就幹着第二份職業，或者辭職出來做煤礦生意，縣裏正需要一個正能量的老師作為宣傳典型。一個政協委員告訴她，我們絕不能捧着骨灰盒來宣傳您。她的事蹟開始在小縣城裏傳遍，兩次手術期間，一天晚上她喘氣困難，學校裏的幾位老師冒着大雨去醫院，給她取氧氣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邊照顧她。還有一位山裏的女人，把五塊錢的路費也捐給她治病，自己走了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種“愛的支撐”。
後來，她有過幾次成家的機會。她的名聲傳出了縣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來。有一次，王秀麗接到了她的電話，説北京來了一個作家，你過來看一下嘛。王秀麗想，跑上門跟人家説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厲害的，便沒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張桂梅的追求者，見面的時候，張桂梅還塗了口紅，穿了高跟鞋。王秀麗立刻叫個摩的就去了兒童之家，但那人已經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給對方，張桂梅説，找一個伴有什麼用呢。王秀麗説，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個人跟你説一下話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麗聽説，是兒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歡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掃地。那人坐牀邊，孩子就説，你起來一下，假裝要疊被子。一天都不讓那人坐下。他們還問張桂梅，你要忙着結婚嗎？你就怕以後我們養不起你嗎？
後來，就再也沒有什麼北京來的作家了。
王秀麗覺得，網上關於全職媽媽的那些謾罵和爭議，“是因為他們沒有親眼見到超乎想象的貧窮”。她70年代出生在華坪縣城，從小家裏吃的是大白米飯，有一溜兒的玩具，沒吃過什麼苦，直到跟着張桂梅去家訪，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説的貧窮。
深山裏頭，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黃牆。政府給的低保不知道怎麼花，家裏的男人們就拿去買酒喝，房子邊上的酒瓶壘得比屋檐還高，白日裏口齒不清醉醺醺，女人們也沒有任何辦法，燒點苞谷，燒點洋芋，混着發黴的米飯，一頓頓吃下去。
也不僅僅是貧窮。一個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來，她和爺爺住，七十多歲的爺爺還做着石匠的工作，家裏破敗。小姑娘要大學聯考了，叔叔打電話讓父母回來一趟，王秀麗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親的衣角，笑得十分開心。但是母親神情僵硬，不知道該怎麼和多年未見的女兒相處。王秀麗也有一個女兒，她覺得難過：母女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從這個家離開之後，王秀麗心裏憋悶，下車步行了一段時間，天色將暗，天氣寒冷，她想，如果讀了書，這個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複母親的命運：早早嫁人，生養一個女兒，卻不懂得如何去愛、去教育她。
那時，張桂梅已經是華坪縣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第一天收來36個孩子，女孩多於男孩。
華坪縣產煤，一些男孩因為礦難成為孤兒，但女孩們大多是被丟棄的。張桂梅生於1957年的黑龍江，家裏有6個孩子，她是最受疼愛的小女兒。但在華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嬰們，“就是你丟了我揀”，輾轉來到孤兒院。
孩子背後的母親，遭遇也是慘烈的。一個小男孩的母親，因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來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進了監獄服刑；離開丈夫和一雙女兒的女人，到另一個城市生活，卻被追來的丈夫殺害；一個小男孩的母親，生育第二個女兒的`時候，在家用土辦法接生，產後大出血，她想見丈夫，但是婆婆不讓，覺得晦氣，最終女人遺憾離世，丈夫終日買醉，犁田時死在了田裏，留下一老一少。後來張桂梅才知道，這位婆婆，一輩子沒下過山。
同時，張桂梅還是民族中學的老師和班主任。雲南一共26個少數民族，華坪縣就有26個，民族中學的女孩們多來自大山深處，常常讀着讀着就不見了，張桂梅就進山裏，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們。有時候敲門，介紹自己是老師，屋裏有動靜，卻沒人來開門。家長們怕她把女孩們領走，家裏沒了勞動力，反正國家給補助，生活可以就這樣過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陽走就跟着太陽走，反正也餓不死”。
從年幼到後來成家，張桂梅的生活還算富足，直到進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實地接觸到貧窮，接觸到女性身上的悲劇，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來一條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麼辦。”最初，她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讓班裏的五十多個孩子都不輟學。
但在去家訪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輟學的女孩。遇到過一個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説，走，跟我去讀書，同行的人説，你是不是瘋了，看見人就要人去讀書。張桂梅執意，走，跟我去讀書。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張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個小包包，手裏還拿着一個黑不溜秋的粑粑當糧食。
“把這些地方從窮坑裏拔出來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們啊。我想讓這些山裏的女孩子讀書、見世面。看看為什麼別人那樣，你自己卻這樣？”家訪的時候，她會問家有多少人，有多少畝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掛果了，掀掀鍋蓋看看裏面煮的是什麼，去摸摸牀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現實情況讓我辦的（女高），並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覺的，並不是。”11月，在她的辦公室裏，張桂梅提起往事，依舊有些激動，會用手輕輕推身邊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辦公室位於兩間高三教室的中間，方便她巡邏，女孩們的讀書聲隱隱傳來。她也承認，這種投入和回饋，讓她找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寄託。
就是這樣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現在央視的《面對面》節目裏。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費的公辦女子高中，去年有159個女孩參加大學聯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數，從2008年女高成立到現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學，離開這裏——在西南邊陲的小縣城，這可以稱作一個奇蹟。七八月份，張桂梅為此接受了兩次羣訪，13家媒體的記者圍繞着她，網上都是“女英雄”的稱呼。
在華坪，張桂梅的名字其實20年前就傳開了。成為女高校長之前，她是帶病上課的民族中學老師，也是當地孤兒院“兒童之家”的院長。時代變遷裏，她的故事變得越來越魔幻，隨意問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歲的婆婆説，在電視上看到張桂梅騎着駱駝去深山裏家訪，勸女孩們回來讀書——實際上，華坪壓根兒沒有駱駝，張桂梅騎的，是一匹馬。
在那些過往的語境裏，張桂梅已經成為一個全身心奉獻的、偉大的黨員——少年喪母、青年喪父、中年喪夫，一生無子。她日日往返於女高和兒童之家，連遠在東北的哥哥、姐姐相繼去世，她都沒有時間回去。她沒什麼朋友，也沒什麼興趣愛好，像一個完全沒有縫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熱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張桂梅的一個採訪引發了熱搜。視頻中，張桂梅講述因為學生當了全職太太，而不願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對當全職太太，你滾出去”，將張桂梅置於輿論中心，“全職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聲音，一時之間淹沒過了“女英雄”。
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裏，張桂梅拒絕了不斷前來約訪的媒體，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現，穿一件黑色羽絨服，黨徽戴在胸前，打開羽絨服，裏頭是黑色毛衣，在同一個位置，還戴着一個黨徽。“紅到心裏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體問張桂梅，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一種比較理想的女性狀態嗎？你希望學生們成為怎樣的女性呢？
張桂梅輕輕搖了搖頭，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職太太”事件之後，她面對媒體有了些謹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內的一行人來到她面前，她看着縣委宣傳部的人，説你怎麼又來了，是揶揄的語氣，也是她一貫的説話方式，直接、乾脆。
她説她的想法最初是從自己的.女學生出發，後來到深山裏的女性，“能救一個是一個”，希望女孩們在成為一個母親之前，還可以讀書，大學聯考，離開這裏，給下一代一個好的環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環境，母親母體的肥沃”，張桂梅正講着，我們大笑了起來，母體的肥沃？多麼新穎的表達。
“我説的是知識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張桂梅趕緊解釋，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説話了。”
那些圍繞着張桂梅的“女權主義者”的稱謂，華坪縣婦聯主席劉安萍並不認同。她和張桂梅認識好幾年，覺得對方一直以來的想法就是救山裏的女孩，救一個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觸多，我也認同她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她的這個樸素的觀念就是這樣，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麼概念聯繫起來，是不是有點過度解讀了？”
女高辦學路上曾經最堅定的反對者、曾任華坪縣教育局局長的楊文華在採訪時主動提起了那個視頻。很多人談獨立，談自由選擇，不見其語境。他覺得張桂梅反對的不是全職太太，而是反對她的學生們去當全職太太。“這些學生就像她親生的一樣，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她們10年前就是結婚生崽，生一窩的那種。”他激動地側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為一個母親，作為一個老師，把你撈出來，救了，你又回到原點了。”
王秀麗在華坪縣電視台工作，是最早關注和報道張桂梅的記者之一。作為記者，她最開始書寫張桂梅，並非是那種歌頌式的報道視角。“因為我覺得不管對她的評價有多高，其實她是個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張桂梅在華坪唯一的好朋友，她們會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廳會和，相約吃火鍋和披薩，喝幾杯雲南乾紅，偶爾也在辦公室偷偷喝飲料、吃零食。張桂梅和她説起自己年少時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後來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絕的機會。
她們也會爭吵，常常其中一個摔門而出，十幾天不聯繫，直到另一個打來電話。女高建校那年，王秀麗接到一個電話，張桂梅在那頭説，我都要死了，你還不來看我。“她也有她的煩惱，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張桂梅去家訪，王秀麗會幫忙拍一些鏡頭，家訪的視頻會放給學生們看。但有時候，王秀麗不願意拍，她覺得女孩們會自卑，並不想展示出來。張桂梅固執地要拍，她説，我不這樣做，她們就以為她們像公主一樣。王秀麗還是舉起攝像機拍了，“一個人撐了那麼大一所學校，還要努力地讓這些孩子出去，不要讓人家看她們的笑話，至少要讓她們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時候她可能稍微有點暴躁，有點尖鋭。”
張桂梅的事蹟深深地感動着我，為了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家庭的幸福、社會的和諧。這個活着的榜樣，她頑強拼搏、不屈不撓、無私奉獻、善良慈愛、她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業、慈善事業的精神讓我欽佩。
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師，用真愛點亮了那些無依無靠的孩子們的希望之光，譜寫了一曲感人至深的愛的奉獻之歌。她就是華坪縣民族中學教師兼“兒童之家”福利院院長張桂梅。張桂梅同志參加工作30多年來，愛崗敬業，無私奉獻，深深紮根於邊疆民族貧困地區，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書育人的崇高事業中；她身患多種疾病，卻常常超負荷地工作，以驚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終堅守在三尺講台上；憑着對教育事業的熱愛，不斷學習先進的教學經驗和教學方法，精心研究，積極探索教育規律和民族教育發展的新模式，因材施教，進行素質教育，總結出一套適合民族貧困山區教育特點的`教學方法，教學成績突出；她給沒有學費的學生墊交學費，帶患病的學生去看病，天冷了給他們添置衣被，把母親般的慈愛全部獻給學生和孤兒；她不僅生活上關心學生，而且積極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和健康的業餘愛好，從各個方面無微不至地關愛他們。
張桂梅同志是邊疆民族貧困地區教師的優秀代表。她的先進模範事蹟，充分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充分體現了她對黨和人民教育事業的無比熱愛和忠誠。我們學習她，首先是對黨和人民的忠誠。作為一個黨員，張老師放棄了進條件好的學校任教的機會，選擇了條件較差的學校，一身病痛的張老師教學上幾十年兢兢業業，除了住院沒向學校請個一天病事假，教學成績突出，她説：“為了民族貧困山區的教育，即使倒在講台上，長眠於華坪的沃土之中，也無怨無悔”。吃苦在前，那裏最需要就到那裏，無私奉獻，張老師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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