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對農民工形象構建的調研思考範文

1984年以後，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城市的產業工人，也就是媒體所稱的“農民工”。“農民工”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國家將公民劃分為城鄉兩種身份的的結果，具有時代的侷限性。但在許多城市中，農民工已經成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卻不被他們所服務的社區所接納，甚至被排斥。他們在城市裏找不到自己的社會位置，他們的社會身份決定了他們無法享有與城市居民同樣的權利。①傳承人類文化、向社會提供消息和娛樂為己任的都市媒體對農民工的報道，存在着失衡的狀態。

媒介對農民工的污名化

社會學家孫立平指出，在我國城市中，對農民工的污名化現象普遍存在。骯髒、隨地吐痰、偷盜、不禮貌、不文明等，在某些報道中似乎這些就是農民工的特徵，一個地方一旦發生了刑事犯罪，人們也總是首先將懷疑的目光投向進入城市的農村人。②中國傳播學會會員、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生李紅濤曾對《工人日報》、《北京晚報》、《成都商報》三份報紙一年間的112則報道樣本做了內容分析，結合“以農民工為主角的個體事件報道中的事件類型”，考察了“農民工在事件中的形象定位”。結果發現，農民工在媒體報道中完全純負面形象的比例為9.8%，若將負面形象與“被侮辱與被損害”形象中偏向消極的`形象建構累加起來，應該在20%～25%之間。在個別事件的報道和一般化的對農民工形象塑造中，都存在着對農民工污名化的傾向。

在媒介視野中，農民工被塑造成為主流羣體的“他者”而存在，他們被認為是弱勢的、病態的羣體，所有媒體關注的焦點集中在農民工的討薪欠薪難題、農民工權益保障、政府部門有關農民工問題的會議和政策、社會治安和刑事案件等相關議題，不難看出，報道中農民工被打上無力、無能、需要扶助等弱勢形象的烙印，被定位在“需要拯救”的刻板印象中。

媒介中的農民工失語現象

面向城市人羣的都市報近XX年來發展迅猛，幾乎每個省會城市都有至少1～2家都市生活娛樂類報紙，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受眾只擁有一家全國性的日報。而流行雜誌所面向的讀者羣是城市中產階級;廣播電視節目的策劃追求中產階級的格調和口味;號稱新媒體的網絡不僅在入口處就已經設置了經濟文化的多重障礙，而且各網站的定位有着更明顯的城市化、年輕化、小資化的取向。③根據一項外來勞工社會研究項目的調查顯示，農民工中有40%的人平時參加打牌、逛街、喝酒一類的娛樂活動，35%的人平時沒有娛樂活動，只有25%的人平時有看電視、上網、讀書報等媒介接觸行為。這樣的情況表明，願意接觸媒介的農民工並不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媒介針對弱勢羣體的節目太少造成的，媒介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農民工形象被曲解的深層原因及後果

傳媒對農民工的歧視，最本質的原因是傳媒產業化促使傳媒極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④在此過程中，他們常常或主動或被動地將信息資源交由市場規則來進行分配。出於信息成本的考慮，他們到農村去獲取新聞信息的成本遠遠大於在市區內，而收益卻非常小。所以，農民工的信息表達權就在這樣的經濟利益權衡下喪失了。

其次，城市市民的觀念向媒體流動，導致了媒體對這一城市外來羣體的歧視。很多城市人自視甚高，認為農民工的素質低，為了迎合這些市民的論調，媒體的宣傳也逐漸趨向與市民一致，在報道上歧視農民工。

第三，媒介產品的消費者是雙重的，第一重是被受眾消費，他們消費的是媒體的實體產品，即報紙上的新聞或者電視上的節目等;第二重是被廣告客户消費，廣告客户藉助媒體在受眾中形成的注意力和知名度，付出一定的金錢來獲得一定的時間或空間用以宣傳自己的產品。媒體的第二重消費尤其重要，因為媒體需要這些收入來獲利。而廣告商在選擇媒體的時候，除了媒體的知名度以外，更會在意媒體的受眾是否和自己產品的目標消費者相契合;而從購買力和影響力上來説，農民工不是合適的對象，相反大眾媒體更在意的是主流人羣，也就是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所以農民工的話語表達空間就犧牲在媒介的市場邏輯之下了。⑤

譚誠訓認為，農民工的社會形象錯位，是由媒介無形中產生的城市視角造成的。媒體只報道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弱勢形象，而他們的強勢形象卻一直被忽略。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説集中反映出我們媒體中存在的那種偏狹的城市視角。通過這樣一種偏狹的視角，農民工在媒體上呈現的只能是弱勢和邊緣的一面。⑥

作為現實狀況，傳媒歧視的產生有其必然性，但是傳媒歧視的長遠影響不但會日益加劇社會的知識信息鴻溝，破壞平等公正原則，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同時也會影響和扭曲大眾傳媒自身的發展，導致傳媒最終喪失作為公共領域的價值。

都市媒體如何平衡農民工羣體的報道

農民工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社會問題。媒介作為社會整合的紐帶，加強社會各階層的交流、理解和融合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今後的農民工報道中，媒介應該多給予他們關注，全面描繪他們，一方面加強主流人羣對他們的理解，另一方面幫助他們尋找社會認同感。⑦

首先，不要把農民工僅僅看作是農民，而要把農民工看作是城市人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農民工羣體提供一個強大的利益訴求的表達陣地，讓大眾傳媒發揮社會利益平衡器的作用。其次，都市媒體在確立受眾定位時，應該扭轉城鄉二元體制下養成的思維方式。再次，媒體的報道要多聯繫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和合同法等，幫助民工維護他們的權益，而不應該只沉迷於事件的衝突性，追求報道的刺激性。現在已經出台和即將出台的一些相關法規，將會更多地出現在民工權益報道中，成為新聞點，這樣的民工報道將更有指導性和實用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