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讀後感

當認真看完一本名著後，大家心中一定有不少感悟，是時候寫一篇讀後感好好記錄一下了。千萬不能認為讀後感隨便應付就可以，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歷史研究》讀後感，供大家參考借鑑，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歷史研究》讀後感1

《歷史研究》出自阿諾爾德。約瑟。湯因比（Arnor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為十冊鴻篇鉅著，講述了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湯因比認為，不應該把歷史現象侷限在一個民族國家研究，而是要放到更大的範圍進行比較和考察，這個更大的範圍就是文明。

文明是少數有創造力的人創造引導發展的，或言之，沒有這些人，文明將會停滯不前。而這些有着創造力的少數人也並不是總保持着創造力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斯賓格勒等著名歷史學家就認為文明終究會衰弱，正如人逃不過生老病死的規律一般。

然而文明真的無法擺脱“衰弱”之命運嗎？恐其非然，文明是人所創造的，人是造物主的傑作，雖存在諸多的缺點，卻仍可承受此等讚譽。認識存在相當的主觀能動性。文明之所以會有興衰，原因無他，皆是人能否發揮了主觀能動性；衰無他因，根源於人本源之惰性。正如一基督主教所言“敵人正好在你的體內，你所犯的錯誤的原因就在那裏面，所以我要説管好你自己。”

文明的進步與否和有創造力的個體有關。經驗表明，有創造力的人都會讓社會上的多數人來模仿自己的行為。這種模仿是一種機械性的模仿，而不是模仿有創造的心靈。此種模仿可在一定程度上將已有的文明在空間上拓展，在時間上延續。同時，這些有創造力者在社會作用下有可能會迷失自我，他們也因此喪失創造力。當他們喪失創造力時，人們將不再模仿、遵從，是此，有些“原有創造力者”會採強迫方式。正謂之，“先知變成教官，聖人變成暴君”。亦即，當已失去創造力之人迫使社會其他成員模仿、遵從其反文明的行為或言語時，衰亡便露出端倪。興兮，衰之所伏；衰兮，興之所依。

所謂的迷失自我究為何意。人是和環境不斷密切互動的，這個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人在過多的崇拜情形下，就變得樂於享受並安於現狀，這也是他們喪失創造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歷史上的羅馬帝國、威尼斯王國、意大利王國皆是如此。盛極一時、風靡地中海的古希臘曾一度擊敗強大無比的波斯帝國，就是這樣的古希臘文明也歸於消亡。他們沒有敗給強大的敵人，而是敗給了驕傲的自己，敗給了自己所崇拜的已然過去時的豐富文化（失去了原先文明所具有的創造力）。樂成的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不加以進一步的創造或改良，就無法應對新的挑戰和障礙，因而衰弱甚至消亡就成了歷史的常戲。

如此就有人追問，難道沒有一直對各種榮耀和誇讚保持警惕之心的原創力之人嗎？歷史中不乏這樣的人。然則文明得以傳承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即是前後輩的人持續地發揮創造力。文明斷代進而衰弱的現象正是説明具有原創力的人自身創造力的喪失和後繼具有原創力之人的缺失。

讀史明今，個體的生活何嘗不是另一種簡短的歷史，也上演着興衰。從洪荒混沌到識得禮義技能，每一個進步都是創造力的再現。生活或者工作學習，若固步自封，停留在已有的成果上不思進取，則如逆水行舟。現有的經驗或者技能，並不足以完全應對未來的挑戰和機遇，因而定期的更新知識體系和完善為人處世方式，就顯得尤為必要。

《歷史研究》讀後感2

1、梁啟超對史德的重視和學史、治史的認真態度是十分值得後人學習的。

在《史家的四長》一節裏，他將史德擺在史學、史識、史才之前，並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誇大”、“附會”、“武斷”的毛玻他認為“史家道德，應如鑑空衡平，，是甚麼，照出來就是甚麼；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剷除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平一樣。”他是這麼説，也是這麼做的。

梁啟超學史、治史總是秉着忠實的態度。

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裏，他認為歷史和其它學科一樣，是有因果規律可循的，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裏，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修正，認為“歷史現象最多隻能説是‘互緣’，不能説是因果”，後人評這是他“流質善變”的表現，我認為，這正體現了梁啟超對治史的嚴謹與認真，他是真真實實地做到“發現自己有錯誤時，便應當一刀兩斷的即刻割捨，萬不可迴護從前的工作。”他研究歷史正如他自己對後人所期望的那樣，不是為了一時的名譽，而是盡史家責任，為人類的發展做真實的具體的貢獻，即使這種工作是漫長或者沒有盡頭的，也以一種負責的態度堅持到最後。

2、梁啟超關於舊史的看法，對後人學舊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在《史之改造》一節裏，他指出“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客皆限於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智識階級。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語道出了我國舊制度下的舊史的弊病，給後人學史一種重要啟示：對於舊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對於雜史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

同時，他還給後人改造舊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替死人本位的歷史”、“重新規定史學範圍，以收縮為擴充”等。

總的來説，從《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我們能夠真切感受到梁啟超忠實於歷史，認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夠學習到治史的各種實用方法。

除了本書之外，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極出色的論著，他確實是做到了“史之意義與及其範圍”裏所講的，站在民族發展、民族文化發展、民族在人類中的發展的高度來治史的。

3。很感謝老師推薦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一書，作為一名專業知識相對薄弱的學生，這部鴻篇鉅製讓我讀起來頗有難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冊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瀏覽了一遍，確實讓我收穫頗多。

在此同時看了一些有關湯因比《歷史研究》的期刊論文，並瀏覽了其另一本著作《人類與大地母親》。

可以説，湯氏的《歷史研究》給我既已形成的“歷史觀”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在這其中，我對湯因比的“中國觀”產生了比較強烈的研究興趣，也一併作為讀後感寫出來。

當然，僅僅憑藉對兩本書的閲讀，很難對某一個人的某些“觀念”做出實質性的定論或者評定，在這裏我也僅是通過書中看到的一些東西來淺談自己的理解，其中難免會存在一些有失偏頗的觀點，還請老師

《歷史研究》讀後感3

這段時間讀了梁啟超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有了一點體會，這本書中樑先生介紹了許多關於歷史的知識，譬如史的定義，範圍。同時他還特別注重歷史的發展，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史料的看法，現在我想談談我對他這部分內容的看法。

梁啟超先生曾經説過：“史料為史之細胞，史料之不卻或以硬，則無複試可言，又何談冶史。” 在文中，樑啟起先生認為蒐集史料應對同類史料加以彙集與對比才能從中窺視一個時的'現狀。我很認同。但我想，若想做到此點，我們必須要有廣博的知識。而最基礎的一點要求，則是我們平日所涉史料要足夠，並要在閲讀史料時注重尋覓自己所需的內容。如先生所言，蒐集整理史料要求我們必須具備敏鋭的感覺與耐煩的秉性。史料的數量多且系統性弱，對於某一問題的研究，往要我們要從不同的史料去驗證查閲，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看得準，又要坐得住。文中，梁啟超先生還強調了消極史料的作用。他認為前代普遍出現的某現象若忽然消失往往與某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有關。這對於我有很大的啟發，在我過去的學習中經常會忽視這種現象，現下卻有了許多思考，但我也存在一些疑問，先在對於已消失的現象又該如何進行聯想，而這言的與重大歷史有關又該如何證明呢？針對史料的蒐集上欲有所得而不能得的情況，粱啟超先生提出以相關史料從旁進行補充的觀點。我認為這種方法與西方所説的：“條條大路通羅馬有異曲同功之妙。文中先生所述的由各史《本紀》《左傳》等推測人口情況的例子紿了我很大的啟發。有時了到達“羅馬”我們需要改變方式，從另外的角度出發，觀察到別人所不能觀察到的地方。梁啟超先生還提出提出：“史料以求真為尚。”其將鑑別史料又細化為兩個方面，一為“鑑正誤”二為“論辨僑”兩個方面。文中曾多次強調第一等史料（當的，當地，當局上人所留下史料）的重要性，但同時也以自身研究玄奘生卒為例指出對其不能盡信，要求我們要求真，並對其加以辨析，但我想知道的是究竟我們應如何把握這個信與不信的度？如何對待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之間的異處，是否應該引入旁的史料？還有是否史學家一泉玄因地位的不同而使歪曲史實？在文中梁啟超先生提出了十二種辨書的方法、七種偽事的種類及由來和七種辨偽事的態度及方法。三個偽書出現的原因，而在其中，先生有一個貫穿始終的思想，即為“求真”，我覺得先生所提出的通過對書的來歷、流傳區域和統傳年代，與事實的對應關係等辨偽的方法很認同，但我們卻要認識到這種方法是以研究者具有豐富的文史知識為前提的。

梁啟超先生處於社會轉型的階段，此時中國受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略，與之相應的，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研究方法對先生的歷史研究也產生了影響，如西方的科學與求真的思想，可以説，在當時那個時代，粱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具有進步意義的。在本書內容中，有很多地方體現了求真二字，對於我們學習歷史專業的學生來説，一定要謹記這二字，在史料的蒐集中要有敏鋭的感覺與耐心。可以説通過這次的閲讀我明白了一些關於歷史的相關知識，但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在日後的學習中我們應該保持一個求真的心態，並不斷的探索，擴大自己的知識面。

《歷史研究》讀後感4

梁啟超先生在講解蒐集史料的方法時，注重提出了“歸納法”，即“彙集同類之若干事比而觀之”。他以在庭院中種植花草一事為例，“如治庭園者孤植花草一本，無足觀也，若集千萬本，蒔以成畦，則絢爛炫目矣”。正是如此道理，我們在蒐集史料時，一條兩條或許不起眼，看不出來什麼，但若是認真耐煩的蒐集有關此事此物的史料百千餘條，那麼説不定有意外的發現。梁啟超先生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狀況時，便使用這種歸納法進行整理。他從《左傳》、《國語》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國匯而錄之，得六十多條史料，又從《逸周書》蒐集，得到三十多條，又從《漢書·地理志》、《水經注》蒐集而得七十多條，還從其他散見各書者得到三四十條，將這些史料統一歸納對比整理，得到夏商周古國名可考見者猶有三百國，大河以南、江淮以北佔三分之二，最稠密處如山東、河南、湖北這一結論。

從梁啟超先生的實例中，可以看出這種歸納法對於研究某一專門知識確實有極大地幫助。要使用這種方法，要注意兩點，一是“將腦筋操練純熟”，即有敏鋭的感覺，特別的觀察，二是要耐煩，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另外，這種歸納法還可以幫助我們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消極性質的史料”。一個朝代明確的有某種現象，即是積極的史料；而一個時代沒有某種現象，則是消極的史料。梁啟超先生在閲讀《戰國策》、《孟子》時，多次見到“黃金若干”這樣的文字，通過這，我們便可以知道在那個時代，金屬已經作為貨幣流通。但他又發現子書中關於財貨的字都是貝字旁而不是金字旁，《詩經》中也是這樣，殷墟中所發現的古物中亦有貝幣而無金幣，再研究《左傳》、《國語》、《論語》時，同樣沒有使用金屬的痕跡，通過這樣的歸類對比整理，梁啟超先生得出“春秋以前金屬貨幣未通用”的結論。

並且這種歸類法還能得到一些“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實上殆不復能得者”，當今所遺留下來的史料，雖沒有全絕，但也有多少之分，蒐集起來也有難易之分。()梁啟超先生指出：“此類史料若僅列舉其一條兩條，則可謂絕無意義，絕無價值，其價值之發生，全賴博搜而比之觀耳。”梁啟超先生研究某時代中國人口有多少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研究一切史蹟的重要基礎，但是各史《食貨志》及《文獻通考》等書雖有記載，但所記斷斷續續，不甚可信。此問題很重要卻又難得答案，使用歸納法就有一條較好走的路子。梁啟超先生將各史《本紀》及《食貨志》所記數字作為假定，又查閲各《地理志》中所分記各地方户口之數，還有方誌專書之中所記，又將各正史、各雜史、筆記中無論文牘及談話，只要有涉及人口數目的，都一一抄錄下來，據此為基本，以與他時代，他地方求相當的比例。

此種歸納法，有可能獲得舊史中全然失載或缺略之事實，也有可能對於被舊史家故意湮滅或錯亂其證據的給予補或正。這種蒐集方法對於我們學習歷史有非常大的幫助，應該在平時的學習中加以使用並熟練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