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的不竭淵藪

漢代作為我國中古文明的第一個高峯，不僅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成就卓著，開創了文化盛世，而且構築了中古史學巔峯。打開兩漢史籍，人們在追溯那個文明高漲時代的王朝遞嬗、社會盛衰等宏大歷史進程的同時，值得再三品味的，還有極富創造力的雅言俚語，林林總總的傳奇人物，悲歡離合的生活軼事，不勝枚舉的文化掌故。這些歷史遺存的精華，無不融匯到歷史長河中，蔚為傳統文化的不竭淵藪。這裏僅以語彙、掌故和文化母題為例，對此作一簡略的歷史考察。

一

語彙作為語言符號的聚合體，是民族文化傳統的基本表意工具，有着極強的傳承性和擴散性。兩漢是中古文化創造力奔湧勃發的時代，兩漢史學所積澱的新語彙蔚為大觀，它們植根於特定的時代土壤和文化語境，極富生命力和表現力，對後世影響非常深遠。

《史記》、《漢書》的語言建樹，受到歷代極高評價和廣泛推重，清人張之洞讚譽兩書雲：“古來詞章，無論駢散，凡雅詞麗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無待於言。”《史記》、《漢書》中許多詞語如“實事求是”、“移風易俗”、“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運籌帷幄”、“蕭規曹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均率先創意，傳播久遠。

品讀《後漢書》不難發現，范曄筆下的東漢文化，其語言特色與前代又有不同，尤為儒雅的文辭俯拾即是，如劉秀所講的“置之度外”、“有志竟成”、“克己奉公”、“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披荊斬棘”、“疾風知勁草”、“旗鼓相當”、“差強人意”、“推心置腹”、“得隴望蜀”、“敝帚千金”、“樂此不疲”等，字字珠璣，妙不可言，時至今日他還享有“語言大師”的美譽。

來自前四史中的這些豐富多彩的語彙，不僅生動鮮活，而且幾乎每一個詞本身都承載着一段曲折動人的歷史。這些成語的形成，固然歸功於秦漢名人“脱口秀”功夫，但只有被史家給予二次加工，並被記載下來留存到史學經典之中，才真正激活語彙的魅力，使它們獲得永恆的生命。

兩漢掌故也是一種象徵、比喻和説事析理的古典文化符號，不僅在歷代典籍中轉載流傳，到了明清時期，更是逐漸滲透到民間蒙學讀物中。例如明代蕭良有編纂的《龍文鞭影》中輯錄了源自秦漢史事的大量掌故，如頌揚開國名臣的蕭收圖籍、曹參輔政、周勃安劉、營軍細柳；詠歎清官的召父杜母、懸魚羊續、朱雲折欄、強項董宣；記敍文人逸事的匡衡鑿壁、班固勒銘、梁鴻五噫、許子無雙；記載重大事件的楚英信佛、楊震四知、耿恭拜井、投筆班超等。這些漢代典故作為民族記憶，通過啟蒙教育的渠道，在一代代學子身上得到傳承和弘揚。

隨着歷史的推移，兩漢語彙中的很多精華成分不僅積澱在傳統語彙的寶庫中，而且還活躍在今天的'日常生活裏，仍然具有很高的使用頻度和豐富的指代意義。

二

再説文化母題。母題（motif）是一個外來詞，一般認為是指“一種反覆出現的、與敍事類型化特徵相關的因素，是為了揭示和描述民間敍事作品存在着各種類型化現象而形成的一個術語”，“它以類型化的結構或程式化的言説形態，反覆出現於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種不變的，可以被人識別的結構形式或語言形式。”

在傳統文化領域，從雅文化中“秦關漢月”的詠史詩作、俗文化中“楚漢相爭”之類的講史説唱話本，到歷代戲曲中《霸王別姬》等名作，兩漢史學所記載的史事，成為千餘年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母題和創作資源。

“詠史詩”是傳統詩歌中一種源遠流長的體裁。取材於秦漢的歷代作品不勝枚舉，其中的大宗主題是吟詠王朝興廢，如章碣《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墟，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還有一類主題是詠歎人才遭際，如李清照《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商隱《賈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再如感慨昭君和親命運的，杜甫《詠懷古蹟》：“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還有追懷漢朝鏖戰北疆的，如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憑弔秦漢史蹟，抒發王朝興亡、世事滄桑的歷史感慨，表達揚善除惡的社會理想，鞭撻黑暗暴政，企盼開明盛世，是這些詠史之作最常見的主題。在詠史詩中，秦朝君臣多充當了殘民以逞的反面教員，而漢史則被寄託盛世之治的社會憧憬；在不少作品中，秦漢也被用來作為影射批評當下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標的。

三

在俗文化領域，兩漢史事則成為歷代民間文藝的重要母題。在敦煌唐文獻殘卷中，就發現有俗講、變文等話本，這是流行於唐代以來寺院中的説唱體作品。其中有不少取材於西漢立國傳説的變文詞文，如《大漢五年季布罵陣詞文》等。這些話本塑造了大義凜然的王陵母，聰明機智的季布，豁達大度的漢王劉邦，暴虐無道的霸王項羽。近年來，專家學者從俄國收藏的敦煌文獻中，又發現了《漢王與張良》故事殘卷以及《漢將王陵變文》、《王昭君變文》等。據唐人著《樂府雜錄》載，當時的俗講大家文淑講唱時“聽者填咽寺舍”。這類作品運用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説唱秦漢故事，化典雅為通俗，變雅言為俗語，使歷史從廟堂走向民間。

宋元以降，在城鎮的勾欄、瓦舍中，小説、講史等新興的文化樣式不脛而走。講史的特色是開端有開場詩，末尾有散場詩。語言以講説為主，半文半白，敍事中常常穿插奏章、詩詞等。北宋的講史，主要有説《漢書》、《三國志》、《五代史》三種。講説《漢書》是其中風行的題材之一，南宋洪邁在《夷堅志》丁集卷三中記述道：“四人同出嘉惠門外茶座中坐，見幅紙雲：‘今晚講説漢書’。”南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十詩作雲：“兒女相攜看市優，縱談楚漢割鴻溝。山河不暇為渠惜，聽到虞姬直是愁。”聽者入情入戲，為古人擔憂的情狀躍然紙上。至今，尚存有宋版《秦並六國平話》、《前漢書平話》、《呂后斬韓信》和《三國志平話》。到了明代，形成章回長篇演義體小説，如《西漢演義》、《按鑑全漢志傳》等。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漢末逐漸拉開帷幕的三國風雲，很早就引起後世文人的關注，經過歷代文人的藝術加工和社會傳播，最終結晶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部文學鉅著，衍生出一系列三國戲曲，蔚成大型文化成果。

兩漢史事也很早就被搬上戲曲舞台，早在唐代參軍戲興起時，就有《樊噲排君難》，表現劉邦和項羽鴻門相會的情節，是為古代戲曲中最早的秦漢題材作品。唐代木偶戲中也有表演鴻門宴故事的。元代出現許多取材於漢初故事的戲文、雜劇，如餘仁杰《蕭何月下追韓信》、馬致遠《漢宮秋》（王昭君故事）、宮天挺《嚴子陵垂釣七裏灘》、秦簡夫《趙禮讓肥》等。明代雜劇中有《昭君出塞》、《和戎記》等。元明兩朝上百部《史記》戲中，秦漢題材佔了很大比例。清代戲劇中有《卓女當壚》、《河梁歸》（李陵歸漢滅匈奴故事）等，京劇劇目中最負盛名的有《霸王別姬》、《張良歸漢》、《文君當壚》等。以西漢王昭君史事為例，從《漢書》的原始記載開始，歷代衍生的戲劇層出不窮。據統計，王昭君主題的明清戲曲選本現存17種，共有28個出次的選折。其中有陳與郊《昭君出塞》、汪廷訥《妃怨》、陳宗鼎《寧胡記》、王元壽《紫台怨》、尤侗《吊琵琶》、薛旦《昭君夢》和周文泉《琵琶語》等。一代代戲曲作家借昭君和親舊題，融入時代新識，抒發強烈的個人感情，表達着不同時代的審美情趣和理想。

學人常説，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富歷史意識的文化民族，信哉斯言！以國人發達的“崇古”、“好古”的歷史意識為深層驅動力，由兩漢史學題材所衍生出來的大量詠史詩歌、講史平話、歷史演義和戲曲作品，承載不同時代的價值訴求和文化表達，滿足了各個社會階層的精神渴求，匯聚為傳統文化長河中的一支巨流。藉助於上述方式和渠道，兩漢歷史以今人難以想象的涵蓋力、滲透力和統攝力，進入民眾觀念世界之中。明代文豪袁宏道雲：“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從這個意義上説，研習兩漢史學已經超越了單純瞭解或攻治斷代史學的專業意義，不瞭解兩漢史學，就無法真正瞭解我國中古社會和傳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