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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詩》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它暗示着先秦詩文化從西周時期禮樂文化向春秋戰國時期士人文化、儒學文化的重要轉型,體現了“禮崩樂壞”“王綱解紐”的時代徵候,同時也是華夏詩性、詩化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古老標本,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經學與詩學歷史性融會的具體表徵,“原道”“徵聖”“宗經”精神的生動體現,也是儒家學説與儒家詩學言説格局、言説路向、言説方式的重要範式。試問,六經之中,何以只有“子曰《詩》雲”積澱為成語,而沒有生成“子曰《書》雲”之類的成語?[來源:]
《論語》開創以“子曰”起言之先例。《論語》記載孔子的話,基本採取以“子曰”為中心的這樣兩種形式:單純的“子曰”和針對於某人提問的“子曰”。這兩種形式在表現上有很大區別,前者相當於獨白,後者才類似於問與答;前者的具體語境基本被省略掉了,而後者則部分地保存了當時的語境。從全篇看,前者出現的頻率遠高於後者。《論語》的問答形式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對話”,所以《論語》基本上是“子曰”式權威獨白性質的。有學者指出。孔子時代原來那種一體化的官方意識形態,儘管已經支離破碎,私學已經興起,但比較成系統並有較大影響、能與儒學分庭抗禮的學説卻還未產生。在這樣的文化空間之中彌散的還是宗周禮樂文化的碎片。孔子作為第一個試圖將這些碎片重新組合為一個整體的士人思想家,其言説方式就必然充分顯示一個“立法者”的特點:單向度的、傳教式的或自言自語式的。
不僅如此,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言必稱某某,大多內含某種心理值較高的情結。《論語》頻頻出現的“子曰”,也同時體現了儒學門生對先師“執弟子禮甚恭”的敬重和儒家一以貫之的“畏聖人之言”的敬畏。文化人類學告訴我們,在原始交感巫術思維的作用下,幼稚的童年以及人類的早年往往熱衷於對權威之言的直接引用以獲得心理與精神助力。不託之“子曰”則顯得其道不尊,其説不靈。錢穆先生指出:“中國學術 具最大權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經》。……則《六經》之內容,及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終不可不一先論也。”
《詩》經,堪稱六經之首。故“《詩》雲”的分量自不待言。除《左傳》《禮記》外,“《詩》雲”在《論語》《孟子》特別是《荀子》等著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和典型。以“《詩》雲”起言或結言的格式,顯然是一種文化策略。先秦儒學三聖不約而同地以“《詩》雲”起言,《詩》才有可能被後儒抬升為“經”,才會形成後世“依 經立義”與“徵聖”“宗經”的歷史文化局面。從某種意義上説,“《詩》雲”在言説範式上是對“子曰”的一次啟示,“子曰”則是對“《詩》雲”言説方式的演繹與發揚光大,“子曰”與“《詩》雲”一脈相承,故而最終黏合到一起。孔子以《詩》設教,開先秦詩學儒學化之先河;孟子解《詩》尚法,推進了詩學儒學化之進程;荀子引《詩》證言,為先秦高度儒學化的詩學自兩漢走向徹底的經學化打下伏筆。
(摘編自魏家川《詩>經的經典化》)
1.關於“子曰《詩》雲”,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項是
A.“子曰《詩》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和儒學、經學與詩學融會的具體表徵,故積澱為成語,並對中國文化一直有重要影響。
B.“子曰《詩》雲”在形式上顯示了先秦詩文化從西周時期禮樂文化向春秋戰國時期士 人文化、儒學文化的重要轉型。
C.“子曰《詩》雲”所反映的是“禮崩樂壞”“王綱解紐”的時代內容,是華夏詩性、詩化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古老標本。
D.“子曰《詩》雲”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原道”“徵聖”“宗經”精神,是儒家學説與儒家詩學言説諸方面的重要範式。
2.下列關於“子曰”的`理解與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A.“子曰”是《論語》首創的言説方式,《論語》中單純的獨自性質的“子曰”出現頻率遠高於問答式“子曰”,因而也更具有權威性。
B.《論語》採用以“子曰”為中心的言説形式,這體現了孔子的政治地位和一個“立法 者”單向度的、傳教式的或自言自語式的語言特點。
C.“子曰”在《論語》中頻頻出現,內含着儒學門生對先師“執弟子禮甚恭”的敬重心理和儒家一以貫之的“畏聖人之言”的敬畏心理。
D.儒生託言“子曰”以顯其道尊,完全體現了其某種心理值較高的情結,也體現了原始 交感巫術思維對幼稚的童年和人類的早年的作用。
3.根據原文,下列理解與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A.孔子所處的時代,曾為官方意識形態的西周禮樂文化已支離破碎,孔子是第一個試 圖將這些禮樂文化碎片重新組合成一個整體的士人思想家。
B.錢穆先生認為,孔子和《六經》是“中國學術具最大權威者”,而中國學術研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六經》的內容及孔子與《六經》的關係。
C.先秦儒學三聖孔子、孟子、荀子均以“《詩》雲”起言,是《詩》被確立為“經”書及後世“依經立義”與“徵聖”“宗經”歷史文化局面形成的前提條件。
D.“子曰”與“《詩》雲”一脈相承,後者在言説範式上為前者提供了啟示,而前者又演繹與發揚光大了後者的言説方式,這使兩者最終聯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