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東方教師的始祖，蘇格拉底是西方智者的先師。雖然兩位素不相識，但他們在教育教學上卻都不大重視“教材”。孔子的教育教學提倡“論而不著”，這意味着教育內容在人的思想之中而不在文字之上；蘇格拉底的“產婆術”就更是強調在“一問一答”中揭示教育內容，這意味着教育內容是在教學過程中生成的，而不是事先策劃並建構好的。應該説，在他們那個年代，根本就不存在今天的教材，他們也不願意使用今天的教材。隱隱約約能夠感覺到他們對“教材”的擔憂：有了教材就會抑制教學過程的生動性與生成性。
在今天的人看來，孔子與蘇格拉底本身就是知識的化身，他們有能力將自己演繹成一本活教材，所以他們沒有必要將自己的思想與知識跟外在的教學標準保持一致。但是隨着教學知識的豐富，今天的教師已經不可能成為知識的化身，對教材的統一使用，既有利於學校對教師的規範管理，也有利於教師迴避由於自己個性理解而產生的教學偏差。
可是有了教材，似乎並沒有為教師帶來更多的幸福，也沒有為學校管理者減輕管理的負擔。在孔子看來，教師是用自己的思想與知識來開展教學的，所以教育教學過程是教師腦力勞動強度最大之時，既要關注教育環境與教學情景的變化，還要不斷調整自己的教學思想與學科知識來應對教學情景。為了減輕教師的教學壓力，我們用教材來分擔教師的勞動強度，把學科知識根據教學進度進行分隔與組合。可是，原本很好的打算，卻在課堂教學中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課堂教學不再是教師充分激活教學思想與展現自我教育智慧，而成了體力勞動般被動地完成教材規定的教學內容。更讓我們擔心的還在於，教師幹體力勞動久了會形成簡單思維：被動而又消極地肢解教材內容並簡單地複製這些內容，從而喪失作為腦力勞動者應有的智慧———保持自己對教材內容的`批判性佔有，在課堂教學中保有自己的積極心態與教學智慧。
教材只是用來幫助教師教學的，只是教師為搞好教學請來的“傭人”或者“長工”而已。也不知道經過了哪些變化，讓這個“傭人”轉變成了教師的“主人”，教師反倒成了教材的“傭人”或者“長工”。從教材進入教育教學過程來看，教材“反僕為主”主要依靠以下力量：第一，教材逐漸取代教師個人的思想與知識，成為課堂教學中知識的化身。當教師習慣了“教教材”後，也就養成了對教材的“工具依賴”，而一旦教師開始在教學中依賴教材，教材的地位就發生了質的轉變。第二，教材成為國家課程大綱與課程標準的代言人，也理所當然地成為各類考試包括大學聯考與會考的“指定參考書”，儘管大學聯考與會考採納教材內容的概率越來越低，但作為唯一的“指定參考書”，它還是讓教師們戀戀不捨。其實今天教材的“經典地位”，並不是國家課程大綱與課程標準代言人這個身份帶來的，而主要是從大學聯考與會考“指定參考書”這個身份獲得的。第三，教材在課堂教學中的推廣與學校管理的統一性和規範性高度一致，因此學校管理者不但迅速地接受而且極力地推進教材在課堂教學中的使用。另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每位教師都像孔子與蘇格拉底那樣自由與自主地教學，學校管理者在教學管理上將面臨多大的挑戰。
儘管教材已經翻身做了主人，但將富有思想的教師交由教材來管理與控制，勢必會壓抑課堂教學的效率與品位。到了今天，我們究竟應該相信教材還是教師，我們應該“教教材”還是“用教材來教”，已經成為大家爭論的話題，而這樣的爭論是教師教學意識的重生，是教師教學自主權的萌芽，是課堂教學從“教學境界”走向“課程境界”的起步。
蘇霍姆林斯基是一線教師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在他的眼中，從來就沒有讓人頂禮膜拜的教材，而只有為他所用的教材。在他的著作中，他大膽地提出要具備兩套教學大綱，還提倡教師要鼓勵學生超越教學大綱。從蘇氏個人的這些教學策略中，不難讀出他超越教材、甚至超越教學大綱的勇氣。
不管教材擁有什麼樣的地位，可教材始終改變不了自己作為“傭人”或“長工”的出身。對於教師來説，教材不可能替代自己對學科知識的思考，更不可能替代自己的教學智慧。一個課堂，只有有了教師這個鮮活的思考者，才可能為學生提供靈動的課堂教學；如果教師心甘情願地做教材的奴隸，那真正做奴隸的遠不只是教師個人，還包括那些對知識充滿渴望、但卻不得不跟隨教師行動的學生。當學生感知到教師只是教材的代言人時，學生就會蔑視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的奴性，並因此直接挑戰教材的權威性，但這種挑戰往往會因為失去教師的幫助，甚至因為教師主動幫助教材而以失敗告終。於是學生不僅拋棄教材，還會因此而拋棄教師，從而遠離課堂。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今天的學生什麼書都讀，可就是不讀教材了。
其實不僅教材是教師的“傭人”與“長工”，相對於學生的學習而言，教師的課堂教學也只是處於“傭人”與“長工”的地位。不但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教學智慧來重組、優化、豐富教材，而且教師的教學智慧還必須服務於學生的學習。因此，教師對教學內容的選擇與組織，教師對教學方法的選擇與構想，教師對教學組織形式的設計與架構，還得以服務於學生的學習現狀與進程為標準。教師如何“用教材來教”，如何在教學過程中“用好教材”，還要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對學生學習現狀與進程的把握為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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