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二、五，北京成府國小四年級一班的學生都要比平時早50分鐘到校，這對於正處在貪睡年齡的小孩子來説，本該是件頭疼的事。可這個班的孩子們毫無怨言，因為這兩天的早自習是在老師的帶領下搖頭晃腦地讀誦《三字經》。這種學習形式使孩子們感覺新奇有趣，在如同遊戲般愉悦的情緒中，他們輕輕鬆鬆地便將《三字經》中的章節背誦了下來。這別開生面的早自習，是由一個叫作“一耽學堂”的民間公益組織義務完成的。
為了“播種”的理想
2000年12月，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的逄飛辭去了工作，義無反顧地創辦了一所致力於傳播傳統文化的公益性學堂——“一耽學堂”。新世紀的第一天，來自北大、清華等五大院校的博士、碩士30餘人，聚集在北大三院一間臨時借用的教室裏，召開了第一次學堂會議。從此，這些為着一個共同的文化理想而走到一起的年輕人，開始了這樣一種艱苦的努力：他們希望像“播種”一般，將中華傳統文化中那些生機勃勃的種子，撒入廣闊的民間沃土，撒入民族文化承傳的血脈當中。
如今，一耽學堂已經擁有了一支超過200人的“義工”隊伍，他們全部由來自北大、清華、中國社科院的博士、碩士、本科學生組成，通過到中國小義務講授典籍和舉辦講座，力圖使青少年學生了解、體會並熱愛中國的傳統文化。
“播種”的理想，不僅是一耽人創辦學堂的初衷和動力，並且在學堂日後的發展運作中，成為伴隨着他們戰勝種種磨難的精神支柱。他們始終相信：每一個致力於文化建設的年輕人，只要拿出一點時間，就能夠播下很多極富生命力的種子。這些“種子”最初可能只是播撒在年齡很小的國小生或中學生裏面，但也正是得益於這一點點滋潤，他們可以朝氣蓬勃地自我成長、自我發展。一耽人正是憑藉着這樣一種樸實的文化理念，通過與各中國小校合作，讓高學歷的義工們與小孩子打交道，讓我們民族文化的精髓首先由那些稚嫩然而純淨的聲音朗朗讀出。而一耽學堂的人文教育實踐給予我們的啟發也就在於此：文化的起點也許不應高不可攀、遙不可及，它們恰恰應當落實在最實際的生活狀況和需要之中，深深紮根於生生不息的民間大地之上。
讓“童言無忌”敞開心扉
一耽學堂在國小傳授的內容主要是《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朱子家訓》等蒙學讀物，以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中華文化重要原典和適量詩詞；在中學則按“文化史”(如古代禮樂、科舉、建築、文字等)、“文學史”(如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思想史”(如周易、老莊、兵法、太極等)三大類開設約50種專題講座，總體勾勒出中華文化的全貌。它們的特色分別在於對“讀、誦、背”和“講、解、用”的不同側重。
學堂的義工們並不從一開始就強求學生死記硬背，而是首先帶着他們“搖頭晃腦”地大聲誦讀。這也正是希望藉助聲音的抑揚頓挫、動靜疾緩，將原汁原味的古典文化與渾然天成的`童心融合在一起，讓孩子們在自由自在的誦讀中，用自己的心靈去感悟，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
這種新鮮自由的讀解方式，讓孩子們感到趣味無窮；本來最易枯燥的古典文化講授，卻獲得了他們的真心歡迎。而從他們那些小腦瓜兒裏冒出的精靈古怪的點子，也常常會給大人們帶來意外的驚喜。在誦讀《三字經》時，有的國小生認為“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是“把責任全都推到了父母和老師的身上，其實我們自身也有缺陷。比如説吧，假如這個老師是非常好的，可你不願意學，還是學不進去的……父母用心教育你，你不聽也沒辦法。”還有的孩子甚至對“夫婦順”提出了質疑，大膽地説：“古代妻子非得服從丈夫的命令，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文化本就不該是僵硬、表面、教條的東西，只有當我們打開心靈思考的自由空間，才能夠真正走進文化的核心。
將中華魂熔鑄到民族下一代人的血脈
一耽人堅信，文化事業絕非一個可以急功近利的過程，它的收穫也遠不是能夠簡單量化的。
對於人文的關懷勢必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傳統文化的復興註定只能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慢慢累積得以實現。清華附小的一位老師曾經説：“夏天剛一來的時候我就聽有些孩子在背《〈莊子〉一則》，他們背得非常起勁兒，相互比賽；有的家長不會背，他們還回去教給家長。就是這樣，他們也成為傳播古典文化的渠道了。”中國社科院哲學系的博士生張豐乾曾在中學裏給學生們作過關於《莊子》的講座，課後他遇到一個八年級的學生，雖然已臨近期中考試，那孩子卻仍饒有興致地拿着一本《老子本譯》邊等車邊翻看。這些看似平淡的點滴小事正是一耽人引以為豪的文化收穫。
一耽學堂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將一種人文關懷的意識默默注入我們民族下一代人的血脈，使其薪盡火傳，在一代代人的傳承中不僅得以延續，而且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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