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南宋文學相應帶動北方的發展。這在小説和詩文評方面較為明顯，因為小説和詩文評的政治性相對較弱，讀者面較廣。洪邁的《夷堅志》以鬼神怪異為主，北傳時間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國，北方的接伴使就關心地問道《夷堅志》“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賓退錄》卷八）。由此可見《夷堅志》在北方的巨大影響。在這種心理的期待下，後來便有了元好問的續作－－《續夷堅志》的問世。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是南宋最重要的詩話之一，可謂是詩話的資料庫。該書傳入北方後，受到人們的歡迎和重視。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詩話》與《苕溪漁隱叢話》關係就非常密切。《滹南詩話》中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資料來源於《苕溪漁隱叢話》。王若虛的辨駁相當一部分是針對包括胡仔在內的南宋人而發。也就是説，南宋詩話是《滹南詩話》寫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詩研究也在北方有較大的反響。趙次公的《杜詩證誤》、無名氏的《千家注杜詩》、鮑彪的《杜詩譜論》、杜田《注杜詩補遺正謬》、徐宅《門類杜詩》等杜詩研究著作先後傳入北方，直接推動了北方杜詩學的發展。元好問正是在南宋杜詩學的促進下，編纂《杜詩學》一書，率先提出杜詩學一詞，從而翻開杜詩研究的新篇章。
詩歌
南宋的詩歌成就很高，尤、楊、範、陸並稱為中興四大詩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過北方，途中寫下了著名的使金絕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這些詩歌在北方無人論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獻記載的僅有楊萬里一人詩歌傳入了北方。誠齋體以自然界為表現對象，獨樹一幟，受到李純甫等人的喜愛。李純甫公開稱讚誠齋體“活潑剌底，人難及也”，可是在李純甫現存詩歌中，幾乎看不出絲毫誠齋體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趙秉文詩中有一些近似誠齋體的寫景之作。隨着金王朝國勢的日益危殆直到滅亡，輕鬆活潑的誠齋體越來越不適應金末的現實，註定要被人們所冷落。元好問在《又解嘲》詩中説：“詩卷親來酒盞疏，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其中的竹隱、南湖，據錢鍾書先生解釋，是指南宋推崇並效仿誠齋體的詩人徐似道和張?。該詩意思是説，徐似道和張?那些新巧的詩歌在蘇、黃二人面前，還值得一提嗎？元好問借蘇、黃二名家來彈壓徐、張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壓小、多此一舉之嫌，他也許是借彈壓他們來彈壓其背後聲名顯赫的誠齋體。在元好問的詩歌中，也沒有效仿誠齋體的跡象，説明誠齋體在北方的實際影響越來越小。誠齋體之外，陸游的詩歌也很可能傳入北方。清人翁方綱將陸游與元好問並列，稱“天放奇葩角兩雄”，但除錢鍾書《談藝錄》拈出他們兩句相似的詩句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直接的文獻可以證明元好問讀過陸詩，或受到陸詩的影響。受敵對政權的'限制，政治性特別強的陸游詩歌不可能為北方文人所公開接受。總體來看，高揚愛國主義旗幟的南宋詩歌與金朝的官方意識嚴重牴觸，對北方詩歌沒有產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此時期藝術風格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主要承襲古老的傳統。山水畫仍是此時期重要的繪畫類別，山水畫家有馬遠、夏圭，他們所描繪的是地方山水，飄渺柔和的景緻，與北宋山水畫家所畫的險峻山水景緻形成對比。此派畫風出自宋高宗的畫院，一般稱“馬夏”，與此時期禪僧生動自然的草草逸筆亦形成強烈對比。
瓦舍
瓦舍，宋代勾欄興盛一時的民間藝術演出場所“勾欄瓦舍”，是戲劇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具有獨特的地位。南宋臨安的瓦舍數量據各種史籍記載，共有24座，這還不包括“獨勾欄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個勾欄的娛樂場所。大多數的瓦舍都有多個勾欄，每一個瓦舍中的勾欄數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
另外，臨安還有那種“獨勾欄瓦市，稍遠，於茶肆中作夜場”。每個勾欄中能容納的人數大小不一，據《東京夢華錄》卷二稱，汴京“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而每個勾欄的演出是從早上一直演到晚上，從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勝錄》中稱：臨安市民“深冬冷月無社火看，卻於瓦市中消遣”。《東京夢華錄》中稱：“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 可以想見，當年臨安二十幾個瓦舍裏，約有上百個勾欄在演出，每個勾欄裏有上千或數百個觀眾在看戲。粗算一下，當年杭州城裏每天的戲劇觀眾可達2萬至5萬人，一年觀眾累計達700萬到2000萬人次。
古詞
詞體由於自身性質與詩歌不同，向來被視為小道，所以相對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棄疾詞雖然多抗金復國之言，傳回北方後，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辛棄疾的愛國詩詞流傳較廣。金亡第二年，劉祁即稱讚其功業文辭，後來元好問更是將辛詞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稱“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後便到辛稼軒”。應該説，辛詞對元好問為首的金末詞壇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元好問詞之所以被認為“足以追配稼軒”，就在於它得益於稼軒詞的沾溉。
在各體文學樣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較低，遠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難以接受散文中強烈的民族情緒，所以在北方影響很小，王若虛曾提及孫覿的《謝復敷文閣待制表》，從文體的角度予以嚴厲批評，並據此得出“宋自過江後，文弊甚矣”（《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結論。
史學方面，南宋王稱《東都事略》、胡寅《讀史管見》、呂祖謙《大事記》《呂氏家塾通鑑節要》等書傳入北方，其中後三種都是《通鑑》學方面的著作，可見這類著作在北方影響較大。北方蔡?、蕭貢、完顏?等人非常喜愛《資治通鑑》，各有專長，所以南宋《通鑑》學一入北方便受到人們的關注。趙秉文為呂祖謙未能最終完成《大事記》而深感惋惜，在詩中説：“傷哉絕筆《大事記》，讀經未了已亡身。”（《滏水文集》卷九《和楊尚書之美韻》）。金亡之後，北方的《通鑑》學發展很快，出現了元好問所説的“武臣宿將講説記誦”的熱門現象，隨之還出現了《陸氏通鑑詳節》、《集諸家通鑑節要》等《通鑑》學著作。
除以上幾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禮儀文化、藝術等方面對北方也會有一定的輻射作用。
南宋的滅亡，以及遊牧民族對南宋先進生產關係的毀滅性打擊，使一直處於上升階段的東方先進文明，從此逐漸轉向衰弱，並最終沒落於世界主流舞台之後。
南宋與金國長期對立，南北隔絕，南北文化僅僅通過雙方邊界民間的榷場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類狹窄的途徑，進行有限的交流。由於南宋文化整體水平高於北方，故這種交流主要表現為南宋文化對北方文化的輻射。北方的理學、文學和史學等領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響。
科技 指南針
指南針在宋代航海交通上已經普遍使用。13世紀，指南針傳入阿拉伯和歐洲各國。指南針用於航海，對世界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時，它也為歐洲航海家發現美洲和實現環球航行，提供了重要條件。
火藥技術
唐末時期火藥開始用於軍事 。北宋政府在東京設立專門機構，製造火藥和火器。南宋時期發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槍”。管形火器的出現，開創了人類作戰史的新階段。火藥和火器在13世紀中期傳入阿拉伯，後來傳歐洲。
造船行業
南宋地處江南，交通運輸多用船隻，因而造船業較為發達。泉州、廣州等地都是當時的造船中心，能製造大型海船。
制瓷行業
許多官窯隨着一起遷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內司官窯設於臨安鳳凰山下。景德鎮已經發展為全國著名的制瓷業中心，產品銷售各地，所燒瓷器極其精美，有“饒玉”之稱。
印刷造紙
南宋時期由於文化事業的發展，印刷業和造紙業都很興盛。當時官府、民間都從事書籍印刷。臨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業的中心。臨安國子監所出版的圖書，稱“監本”，印刷技術頗高。四川和福建亦有不少書坊。造紙方面，在紙的品種和質量都有顯著的進步，成都、紹興、臨安、徽州、池州、平江、建陽等地都是紙的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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